1936年12月21日，周恩来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在这封指示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抗日”，其次便是“和平”。比如：“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使英美赞助和平”……这一指示电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当时一项重要事件的态度，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此后的历史走向。
这一重要事件就是西安事变。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打破了国民党当局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开始有所调整。从1935年底开始，南京政府试探要求苏联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这以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国共产党开始作出政策上的重大变动，决定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经过共产党的努力，东北军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的“溶共”策略，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继续下令向陕北红军进攻。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遭到严厉训斥。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会剿”红军，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命令。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再次向他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再次拒绝，并加紧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游行。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的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广大的革命群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南京政府亲日派的何应钦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主张和平解决。日本政府想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英美政府则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空气。
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突如其来的。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的八项政治主张，坚决反对亲日派的趁机“讨伐”、发动内战。 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等到达西安。17日、18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方针和军事部署。23日、24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陪同回南京。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并调集部队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基本上保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后，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了原来东北军驻扎的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驻延安。从此时起，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也开始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心。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2月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帮助全党认清当前的形势，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会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由此展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7月14日，叶剑英收到毛泽东、朱德电，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作好开赴前线的准备。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8月13日，日军为了求得“速战速决”，又把战火烧到上海，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抗战决心。但这时他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才明白：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并吞整个中国，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这时，他不得不改弦更张，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
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所以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有所松动，也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共产党方面的一再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等，都积极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一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规模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
(资料来源：《印记——档案中的百年党史》，曾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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